潘光旦（1899－1967），字仲昂，江苏宝山人（今属上海市）。1913－1922年就读于北京清华学校，1922－1926年先后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学习动物学、遗传学，获得硕士学位。1934－1952年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其间曾兼任清华大学教务长、秘书长、图书馆馆长、社会学系系主任等职。1953年后调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授。潘光旦博学多才，研究优生学、社会学、性心理学、民族史等，卓有成就。其主要著译作品约600万言，几将全部收入14卷本的《潘光旦文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近期推出。
潘光旦的一生看似声名颇著，实则可能是很落寞的。作为一个学人，大家佩服他的知识广博，才思敏捷，视野开阔，说这些话都是对的，也有其令人欣慰的一面。可是他的较为全盘，较为深层的想法了解的人就不多了，接着他开拓的道路继续前进，建树较大，成一家之言的几乎还没有。
依我的理解，担任清华大学的教务长、社会学系系主任、图书馆馆长等行政工作固然是他事业的一部分，参与民主同盟为民主事业奔走固然也是他事业的一部分，但潘光旦一生的志业主要集中在开创一种贯通自然、社会、人文三大领域的气象宏大的学问。他一生的学术研究涉及的领域十分广阔，换一种简单的说法，就形式而言，可以说主要包括个案性的专题研究和宏观的理论探索两方面。前者如早年的“冯小青——一件影恋的研究”，后来的“近代苏州的人才”、“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说五伦的由来”，晚年的“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等等，均是选题精当，取材广博，分析透彻，能够以小见大的成功之作。在见到大量立意平庸，取材狭窄，就事论事的所谓“精深”研究大行其道的今天，读潘光旦的这些著作真是令人别有一番感慨。潘光旦的大体上属于宏观理论探索的文章实际上大多数并不是严格的论文，但是规模宏大，头绪繁多，立意深长，创见迭出，实在是一份更值得后人珍视的学术宝库。他的理论思考骨架很大，筋肉还没有充分地填充进去，因而在表述上还不够深入细致。心思不够细密的一般读者可能会一掠而过，不停下来细细琢磨一番其中隐含的深意。潘光旦没有完成宏观理论的建构，最显而易见的原因可能是解放后未能顺着原有的学术思路继续探索下去（他晚年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民族史和翻译）。他本人不知是否为此感到一丝遗憾，至少我这个后来者常常读书至此，感叹一代大学者“未尽其才”。我大体赞同李树青教授的评论，他认为，潘光旦的被折磨去世“不仅是中国学术界失去了一个声誉卓著的硕学大儒，亦为世界社会学前途损失了一颗潜在的明星和识途老马”。我和李教授的一点小小的不同是我把被折磨去世提早到未能继续正常进行学术工作之时。目前表面上看起来，学术颇为繁荣，实则是兴味不深、根底不厚、视野不宽者居多，后劲并不足，很难指望短期内有质的突破。当此情景，遥想潘公当年，别有一番滋味涌上心头。
一方面研读和借鉴潘光旦的学术思路和方法是有意义的，另一方面，还应该从他的学术生活史里面寻求可资我们今天借鉴的经验，即看看他是怎么看待学问，怎么做学问。兹事体大，在此不能详述，而且可能是人见人殊，我姑且只提最基本的两点：一是注意学术根底以及工具学科的加强。二是持续不懈的勤奋读书和思考。我们知道，潘光旦生于1899年，有些人可能会想当然的以为这一批人从小在私塾读书，背了很多古书。这对有些人适用，对潘光旦却不适用，潘光旦的家乡位于上海附近的宝山县罗店镇，他自小只上过一年私塾，祖父早逝，做翰林院编修的父亲忙于乡国的事务，儿辈们的教育没能多操心，潘光旦的中国典籍根底是在充满西洋气息的清华学校自学打下的。能够在充满西洋气息的环境下埋头自学中国典籍，这是潘光旦的了不起之处。潘光旦的论著处理的多是中国历史文献的材料，但其着眼点和分析套路却是社会学、优生学、民族学等领域。举一个例子来说其好处，潘光旦熟悉中国的小学，就可以自如的从考订字意源流来探求文字背后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经验。他的《说伦字》、《伦有二义》就是这方面的佳作。读书必先识字，这句文史学界熟知的旧话，说起来仍然底气十足的当代学者，我断言不会太多。我自问经过努力可以胜任潘光旦做的有些研究，但类似于《说五伦的由来》这种广泛征引典籍、分析鞭辟入里的论文我实在愧不能为。原因就在于根底不够厚实。同时潘光旦的英文也学得很好，据说后来他读英文书不比中国书困难，大概不是无根据的传言。我最近有机会读潘光旦晚年日记，常常看到一些喝过洋墨水的著名学者文人找他商量译事。印象中找得较多的有吴文藻、冰心、吴泽霖、费孝通、储安平等。30年代潘光旦在清华执教时，曾一再感叹学生英文水平的低落。他一再强调学生应加强中英文的学习。资中筠先生在一篇回忆里提到，40年代后期潘光旦任清华图书馆馆长时，在一次学生集会上说：我抽查了一下学生借书情况，发现借得最多的是中文、白话、小说，连英文和文言都不读了，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他说到中文、白话、小说时重重的顿了一下。再说第二点。1935年清华学生访问他时，向他请教治学方法，他抹了抹稀疏的头发，半晌后微笑着说，除了一部分天才以外，只有四个字就是“抓住不放”，日积月累，自然有豁然贯通的一日。这也是他一生的写照。潘光旦是一个天资不错的人，但更令人敬佩的是他的勤奋，就是在旅行的间隙、开会的间隙，他也常常一卷在手，怡然自乐。我常常想，这种看似质朴的行为蕴涵着他对学术的深切的兴味，也许可以算做一个真正的学人的境界。
今年是潘光旦先生诞辰100周年，有关各方举办了不少活动，4卷本的《潘光旦选集》已经出版，14卷本的《潘光旦文集》即将出版。作为一个景仰潘先生的后来学者，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如果我们真能更深入地理解潘光旦的学术思想和学术道路，从而有所启发，有所借鉴的话，潘先生九泉有知，也会感到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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